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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树立法治理念 维护法律权威(案例)

2014-12-19 10:12:44
分类:教学案例

第六章 树立法治理念 维护法律权威(案例)

案例一:落下病根无钱医治,见义勇为英雄三告被救少女

因勇救落水少女而被常州市政府授予“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的邳州市人杨永,却因救人落下病根,成了一生都离不开治疗的“药罐子”。为讨个说法,也为落实治疗费用,杨永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被救女孩推上法庭。日前,杨永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可能,我希望一次了结此事。我不希望我救了这个孩子,又害了她。”

见义勇为落下病根

事情得从1999年12月9日说起。当天下午3时许,杨永卖完老姜骑车经过常州兰陵木器厂附近时,看到河边围着一大群人,一个女孩正在河中挣扎。他顾不得多想,衣服也没脱就跳入河中。由于天冷衣服厚重,再加上河边很滑,几经周折,杨永才把女孩托上岸。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听有人喊“书包还在河里”。“学生没了书包怎么行?”这么想着,杨永又一头扎进了水里,捞起书包。等精疲力竭的杨永上岸时,女孩已被人送走。事后,杨永才得知,获救的女孩是常州物资学校的学生黄某,那天她是被一辆红色助力车撞入河中的。

围观的人很快散去,一身泥水的杨永站在风里直打哆嗦。等他推着车快跑到住处时,已成了个“冰人”,全身没了知觉,连人带车倒在地上。次日,杨永便发起高烧,起初他以为是感冒了,但连吃了几天的感冒药也未奏效。后来,他两腿关节和腰部开始酸痛,并蔓延到全身关节。他跑遍了常州各大医院,最后被诊断为:痹症、关节炎等。

求助无门对簿公堂

在杨永四处求医的同时,女孩的家人也在电台播出了寻找救命恩人的启事。在老乡介绍下,杨永和女孩的母亲见了面。黄母千恩万谢,并强留下礼物。他们还互留了地址,希望今后常来常往。可杨永的病始终不见好转,反而更严重了,并被医院通知住院。原本每天骑车近百里,靠卖老姜为生的杨永,现在却因病只能呆在家里,连生活都成了问题。杨永觉得,这个责任应当由肇事者负。他来到女孩家,希望他们帮忙找到肇事者。可黄母明确表示,杨永救了她女儿,她表示感谢,但他们已和肇事者达成了协议,不想再纠缠此事。杨永屡次上门后,对方不耐烦了,不是避而不见,就是赶他走,双方关系急剧恶化。杨永的心凉了,他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讨个说法。

法院判定女孩补偿

就在杨永求助碰壁的时候,他的义举却得到了肯定。2000年5月18日,常州市人民政府授予杨永常州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并奖励其5000元现金。可这些奖金也是杯水车薪,杨永一家三口全靠妻子一人打工每月挣得三四百元钱维持生计。加上不断增加的医药费,全家生活陷入了困境。2000年底,杨永无奈之下只好把他亲手救起的女孩推上了被告席。要求法院判令其赔付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26万余元。

2001年11月29日下午,原常州市郊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罕见的见义勇为者状告被救少女的人身损害赔偿案。这期间,原常州市郊区人民法院委托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杨永的伤情进行了鉴定,并追加肇事者陈某作为被告参加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定,杨永救人事实成立,且黄某和陈某分别是其行为的直接和间接受益人,因此两被告均应对杨永的损害进行赔偿。法院于2002年7月31日做出判决:黄某赔偿杨永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2593.86元,陈某赔偿3890.78元。杨永不服,提出了上诉,常州市中级法院维持了原判,并将“赔偿”更正为“补偿”。

官司今后年年得打

杨永的病被医学界称为“不死的癌症”,需长期治疗,没有了收入来源的他很快又陷入了窘境。2004年底,杨永再次将黄某和陈某推上被告席,要求其赔偿2002年7月后所支出的医疗费、交通费等6800余元。法院很快做出判决,要求两被告适当补偿。时隔一年,2005年底,杨永又不得不以相同的理由再次提起诉讼,要求继续赔偿。目前,法院已受理了此案。

杨永说:“我希望一次性做个了结,我这样接连打官司对这个女孩的精神一定会产生影响,我救了她,不希望又害了她。听说她考上了大学本科,我很为她高兴。可我也很无奈,我的病不能不治,我现在仍然是每天全身关节痛,天冷更是如此。”

杨永的代理律师刘为帅介绍,《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中规定:见义勇为的行为受法律保护。对因见义勇为受到损害的人员,其所在单位、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应当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帮助解决生活、医疗、就业、入学、优抚等实际问题。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此规定不够具体,相关的责任部门也不明确,很难落实。杨永的情况又特殊,今后所需的治疗费用无法预计,因此只能通过年年起诉的方式,获得相应的补偿。

常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一位姓张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考虑到杨永家里生活困难,同时为鼓励其见义勇为的行为,基金会已给予了最大的帮助,前后拿出了近2万元。至于其他的救助,一方面是基金会并没有此行政职能,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对此也未有定论。

1月5日,因寒流南下,天气骤冷,杨永又再次住进了医院,病榻上的杨永正等待着再次开庭。 此前,记者曾多次与被救少女家庭进行联系,但一直无果。

案例二:孙志刚命案18名犯罪人员被一审判决

(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8217/27299/

人民网广州6月9日电  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日前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12名罪犯于6月9日被一审判决;此前新闻报道提到的13名犯罪嫌疑人中的刘全有,经查实与本案无关,但因有其他违法行为已另案处理。孙志刚案涉及的6名渎职犯罪人员也于同日由广州市天河区和白云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一审判决。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3月17日晚,被害人孙志刚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黄村街派出所错误收容并送至广州市民政局收容遣送中转站;3月18日晚,孙志刚自称有心脏病被送至广州市卫生局主管的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3月19日晚,因孙志刚大声叫喊求助,引起被告人乔燕琴(救治站护工)的不满。乔燕琴便与被告人吕二鹏、乔志军、胡金艳(均为救治站护工)商量将孙志刚从201室调到206室,乔燕琴、吕二鹏分别到206室窗边授意该室内的李海婴等8名被告人(均为被收治人员)殴打孙志刚。随后,乔燕琴、吕二鹏与乔志军、胡金艳一起将孙志刚调到206室。3月20日凌晨1时许,被告人李海婴、钟辽国、周利伟、张明君、李龙生、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等8人先后两度对孙志刚轮番殴打。20日上午孙被发现昏迷不醒,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后来法医鉴定,孙志刚系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乔燕琴策划、纠集、组织同案人将孙志刚调室,指使李海婴等人殴打被害人,是起最主要作用的主犯。被告人李海婴积极组织实施,指挥、伙同被告人钟辽国、周利伟、张明君殴打被害人,手段凶残;被告人吕二鹏参与密谋、调室并授意同案人殴打孙志刚,在孙向其反映情况时还用塑胶棒加害,均系主犯。上述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被告人的罪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被告人乔燕琴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李海婴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钟辽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周利伟、张明君、吕二鹏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处被告人李龙生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从轻、减轻判处被告人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乔志军、胡金艳有期徒刑三年至十年。

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涉及的原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原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原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负责人彭红军、医生任浩强、护士邹丽萍、曾伟林等6人,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孙志刚被错误收容并在救治站遭受伤害致死,经广州市天河区和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玩忽职守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

上述犯罪分子受到法律制裁,显示了法律尊严,维护了公民权益,伸张了社会正义;体现了党和政府坚持依法治国的一贯立场,体现了政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严明态度和行动。

案例三:现代法治——注重个体生活质量

法律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存技术。建立现代法治,需要变革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

第一,传统的生活方式偏重家庭秩序的稳定,而现代法治更看重个体的个性的解放与活力,视个体的权利高于家庭秩序。

过去(甚至现在)人们惯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安危关系到了国家与社会的盛衰”,因此,维护家庭秩序就成了传统法律的重要任务。在封建法律的核心——“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中,维持家庭秩序的就占了两个。这种维持则以不惜牺牲

个体幸福权利来成全家庭关系存在为代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牺牲了个体自由恋爱的权利;丈夫可以休妻而妻子却不可以休夫,牺牲了妻子离婚的权利;丈夫可以纳妾而妻子却必须从一而终,牺牲了女性要求专偶的权利;寡妇不准改嫁,牺牲了女性追求幸福的权利。

但在封建社会的人们看来,这样做却可以维持一个稳定、牢固的以父权、夫权为核心的家庭秩序。

现代法治不视家庭为社会的细胞,而将鲜活的个体作为社会的细胞。因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封建法律强制人们履行的义务,而现代法治允许人们独身,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为独身的人们提供一些方便条件,对“同性恋”这种只开花不结果的“变异家庭”也持宽容态度,因为个体的快乐是重要的,对没有太大的社会危害性的同性恋,不提倡、不制裁不乏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第二,传统的生活方式偏重生活的数量,追求“白头偕老”、“四世同堂”。而现代法治则更看重生活的质量,追求个体的健康活性的释放、感情的淋漓尽致的发挥。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感特别强烈的民族,她崇尚长寿,追求长久。然其流弊是忽视了生活的质量。古往今来,多少死亡婚姻得不到解除,使人们挣扎在苦海之中;多少个颇有灵性的才女却因过度的生育而体质弱化、抑郁终生。

现代法治虽不否定生活的数量,但认为生活的质量重于生活的数量。既保障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又保障自由离婚、自由复婚,绝不承认失去感情基础的死亡婚姻的合理性。床前行孝固然可敬,但为事业缘故而送老人进养老院,由他人或社会代为行孝,亦无不可。

第三,传统的生活方式偏重老年人愿望的满足,以老年人的快乐幸福为全社会的惟一快乐幸福,而现代法治则寻求老年人、青年人和未成年人三者之间快乐幸福的平衡。

一些社会学者从人的自然年龄的角度,把人类社会的文化划分为前喻、同喻和后喻三种。前喻文化是指老年人的智慧、经验支配着社会的发展;同喻文化是指老年人和青年人的智慧、经验共同支配着社会;后喻文化是指青年人的智慧、经验支配着社会。前喻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同喻文化是近代工业社会(17至19世纪)的现象,而后喻文化是现代信息社会的结晶。

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却是一种以老年人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谁的胡子多,谁的智慧多”,“父母在,不远游”。其结果是每一代人都觉得活得很累。小的时候要为光宗耀祖(而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快乐)而读书,长大成人之后要为成家立业、传宗接代而战斗,老了之后则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便力足,也要去做孙子的保姆。难怪费孝通先生感叹中国人永远生活在一个还不完的人情债之中。李商隐的诗写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而生活在传统文化中的吾辈时常感慨“春蚕到死丝未尽,蜡炬成灰泪未干”,每一代人能够释放的能量没有释放完就草草结束,每一代人活到最后都感到心力交瘁、困苦至极。

现代法治当然要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但它更致力于促进青年人能量的释放,家务劳动社会化,老年人权益保障社会化,未成年人的教育社会化,从而使青年人最大限度地轻装上阵,搏击长空,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才性,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一片独特的浪花。

法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情、理、欲交融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追求含金量的生活方式。

案例四:王斌余杀人案:情与法的冲突

农民工王斌余因父亲腿被砸断急需用钱,便找老板多次讨要工钱,未果。此后他找劳动部门,找法院,都无济于事。最终,走投无路的王斌余又折回包工头家讨薪,被骂成“像条狗”,遭到拳打脚踢。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他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最近,他一审被判 死刑。王斌余案的一个焦点问题是,王斌余该不该判处死刑?

不应判处死刑:许多网民和法律界人士认为,不应当对王斌余处以极刑。一些法律学者认为,如权利保障机制低效,民众对有关权力机构失去信赖,致使弱者在走投无路时,往往采取暴力性、“非理性”的行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单方面地严厉追究其刑事责任,是否公平?  

应当判处死刑:对此,持相反立场的人则认为,王斌余行为虽有可悲悯之处,但是并不足以免除其死刑。也有人认为,被害人不应当替全社会承受制度性的悲剧。王斌余杀死的并非是欠他工钱的人,而是王斌余的工友和工友的亲属。那些同情王斌余并呼吁免除其死刑的人,是否漠视了他们的生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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